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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风范
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
发布时间:2019-07-20 

周令钊是谁

说起百岁老人周令钊,在当下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当代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曾为他深情一跪,著名画家黄永玉对他更是佩服有加:“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绘画是周令钊一生的爱好与追求。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戴八角帽的毛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周令钊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周令钊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被誉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

人民大会堂的“满天星”设计

一次,画家韩美林在清华美院举办讲座,谈到了“满天星”创意,在场的周令钊的女儿周容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是出自父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处在紧张建设当中。一天,正在民族文化宫建筑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迅速赶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地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听了总理介绍,周令钊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一看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这张草图,正是今天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穹顶“满天星”的雏形。

汨水平江永流芳

2011,“周令钊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周令钊笑言:“我才92岁,来日方长!”引得现场一片掌声与欢笑。那一年,他与84岁的夫人陈若菊完成了创作4年之久的水墨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画《长沙——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翻开画案上的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周令钊仔细地查看着画中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以及弯弯的汨罗江。周老手指岸边一片开阔的田野,默默念道,“这是我的老家爽口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在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喜欢画水彩、绣样、作诗,曾任图画教员。受母亲的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在长沙读小学时,他被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肖像所吸引,曾仔细研究一根根“卷曲大胡子”的画法。周令钊从湖北武昌艺专毕业后,1938年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的“第三厅”大师云集,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的创作。在那个纷繁战乱的年代,构思快、动作快的“快手周”,以笔代枪,为中国实用美术界参与抗战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开国大典前夜赶制主席画像

2008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生动地再现了那一历史时刻。

1949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安排周令钊执笔。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立即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墙根的大型脚手架。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战士就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开水,两颗年轻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为毛主席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聂帅观后觉得还是系上好,周令钊按聂帅说的作了修改。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的前夜,回到住所还没来得及休息,天安门那边又来人了。因为周总理觉得画像下面“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周令钊一手拿着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着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满意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了。

那一年,周令钊30岁。

国徽的设计工作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项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可以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最鲜明的图形组合。参与国徽设计,对于周令钊来说最值得高兴的,是他和武昌艺专时的老师高庄先生同时参与这项重要工作。“我参与了国徽的平面设计,高庄先生担当了国徽的最终浮雕成型,我们师生二人都为新中国国徽设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翻开《周令钊作品集》,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新中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大发展的生动气息,今天看来非常亲切。

最怕称他“艺术家”

前几年,艺术品市场的一度火爆曾让不少人找上周令钊的门来。“父亲不愿意介入,他不想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不再单纯。”周容说,2011年,父亲将自己1940年至2008年间的80余幅画作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凭借一幅或几幅作品便名扬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然而给予国家和民族众多“形象设计”的周令钊却始终选择默默无声。“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一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对老朋友的评价发自肺腑。面对采访,百岁周令钊仍然最怕被称为“艺术家”,“我只是教员,是老师,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还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学生时,韩美林就立下志向:这辈子,我要做一个像周令钊先生这样的人。这是韩美林当年最朴素的想法,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在日后面对生活中的变故时能够坚持、再坚持。他说,“先生的才华,先生的品格,值得我跪下。”

周令钊曾说过,他愿意把最美的画作留在公众的视野里。因此,暮年的他依然老当益壮,画笔不辍。2013年,他与夫人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和《凤舞朝阳》的设计;2017年,98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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