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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我还要再奋斗20年
发布时间:2020-02-09 

作为新中国刑法的开拓者,高铭暄与很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刑法学教材主编、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的学者……

2019年9月29日,高铭暄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法学界这一荣誉的唯一获得者。

作为“90后”,高铭暄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活跃在学界、课堂。他曾这样说道:“我从研究生到现在已经奋斗了近70年,我还要再奋斗20年。”

见证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

提及高铭暄,不得不说说他与刑法的故事。作为唯一的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高铭暄见证了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通过后,刑法起草工作也提上日程。

当年10月,26岁的高铭暄接到赴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刑法起草工作的通知,这也是刑法立法“首次上马”。

1957年6月,经过多次修改,刑法草案第22稿出炉,并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征求代表意见。就在这时,“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紧跟着就是“大跃进”,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

1962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再次全面启动,新的起草工作几乎把此前的全盘推倒重来。次年10月,立法小组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

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草案修订工作“落”了下来,第33稿一停就是十几年。

直至1978年10月,刑法立法“第三次上马”。经过200多个日夜,刑法起草小组在原来33稿的基础之上又五易其稿。

38稿的刑法典草稿于1979年5月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并提交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审议。

“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往下看,看着会场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代表们一致鼓掌通过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回忆道,“激动到极点了,当时兴奋得很!”

经历了漫长的“三起两落”,中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高铭暄也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年过半百的中年人。

“我们的刑法学是还落后,但要有自信”

不仅助力国内刑法学发展,高铭暄也是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推动者。

1989年,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冯军在高铭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赴日本参加联合培养。他还记得那些年中国刑法学在国际学界的窘迫。

“1993年10月,高老师应邀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德国、东亚刑法学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我看到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用德语同德国学者交流,而中国大陆学者只能通过并不顺畅的翻译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人想认真听中国大陆刑法学者的见解。”他回忆道。

那天晚上,冯军问高铭暄,“高老师,中国刑法学太落后了,怎么办呢?”

高铭暄坦然地回答:“我们的刑法学是还很落后,还需要向别人学习,但是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中国是一个大国。”

2015年4月15日,高铭暄在联合国大会上荣

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

大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小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是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

高铭暄认为,这个荣誉也证明,我国的刑法学为国际所承认,在世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为发言写满10页手稿纸

“学术是事业也是生命。”这是高铭暄经常教育学生的话。尽管年事已高,对学术的严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依然是他的习惯。

2018年,在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90岁的高铭暄做了题为《中国刑法学回顾与展望》的主旨发言。为了这个发言,高铭暄前期准备的手稿有10页纸。那份手稿上有许多修改痕迹,能看出进行了多次校对、斟酌、推敲。并且手稿中有多达4页的篇幅描写他对网络犯罪和人工智能的思考。

视为事业和生命的学术,在高铭暄眼中也是在修正错误中成长的。“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理解、宽容错误的批评。”

“在多次学术会议中,我都质疑过高老师的学术观点,高老师却从来没有怨过我。”冯军说。

早先,高铭暄曾撰写《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文章中,他对于自己反对的观点,认为不可取,却不指明观点的来源。

“严格来说,在论文中不指明自己反对的观点出处,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但是从这种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做法中,可以体会到高老师善待批评的宽容态度。”冯军解释道。

30多年培养60多位刑法学博士

既是学者,更是师者。高铭暄常言,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和指导学生。

1996年的年末,冯军独自一人在德国波恩。没想到12月23日收到了高铭暄从北京的来信:

“冯军你学习勤奋,毅力又佳,当然还要继续努力,(把德语)提高达到你对日语那样的熟练程度。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对你也寄予诚挚的期望。”

这封信冯军一直保存着,“这段话对当时的我而言,是太不寻常的精神食粮。”

2018年教师节,人民大学法学院想让高铭暄新学期给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考虑到他的年纪已是“90后”,这堂课原定一个小时,结果高铭暄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

“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的。我这一生就喜欢坐冷板凳,喜欢有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随着自己慢慢老去,总有一天是干不动的,但是还有些东西留给社会,这是我精神上的财富。”高铭暄说。

据了解,1984年至今,高铭暄已经培养了六十多位刑法学博士生,其中不乏法学大家和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

教学之余,高铭暄笔耕不辍,共主编7部有关刑法学的教材,著有8部专著,主编或参与著述100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如今,尽管已眉发花白,“90后”的高铭暄依旧精神矍铄。他还在指导3名博士生,忙着写文章、做法律咨询和讲座,闲暇时还在微信朋友圈“打卡”学英语。“只要身体可以,我就要继续做工作,提升自己,活到老学到老。”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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