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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考如何划线
发布时间:2020-07-06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后,各地考生们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高校向各省投放名额的差异,甚至有人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古代科举考试中,省际之间录取名额的差异现象,已存在了一千多年。

欧阳修“对轰”司马光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民风民情都有着巨大的差异。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建康、荆州、江州等地成为文化重镇,特别是三吴一带,民间学风很盛,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延展到宋朝,科举取士逐渐定型,各地文化教育上的差距慢慢浮上水面,开始真真切切地影响到人们的具体生活。北宋时期,北方诸路与辽、西相接,战争频繁,教育环境不够稳定,因而士子们在科考中没有任何优势。据《容斋随笔》记载,“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也就是说,南方闽浙、长江中下游一带科考成功的人数很多,在全国数第一。南北人士中举比例越来越悬殊,终于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他以宰辅之尊炮轰宋朝科考制度,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南北科考名额之争。

此事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上书说,现行科考偏重诗赋,而对传统儒经不够重视,应当停止考试文学诗赋,而改考诗书礼易等儒经。表面上看,司马光没提及南北地域之争,但当时的实际是,北方教育重儒学经术,而诗赋文学是弱项,南方则反之。司马光的这个提法,得到了北方籍官员的赞同,两年后舆论热潮高涨起来,司马光径直向皇帝提出了按人数比例取士的办法。大意是不管南北,诸路、州、县,按10人取1的比例选取应考者。这个方案大大提高了北方特别是西北考生的应举比例,同时,也极大压缩了人才茂盛的江南考生比例。南方人对此非常愤怒。江西人欧阳修上书开怼司马光,说历来科举取士都是为国家选取治国之才,就应该量才录用,而不能搞平均。两位大臣“对轰”,虽然代表的是当时南北人士的利益,但从国家层面看,确实也涉及地域平均与量才录用的核心矛盾。量才录用固然是考试的最高标准,否则用劣不用优,大家还考什么?但地域文化发展不均衡由来已久,没有哪个朝代能解决。如果只坚持“分数论”,一些文教落后地区长期享受不到政治利益,这对国家统一肯定是不利的。那么宋朝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宋英宗、宋神宗及以后诸帝,基本上还是沿用的“分数论”,谁有才用谁。虽然也相应提高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但南北文化差距太大,细部调整最终没有改变大形势。终北宋之世,南方人进士登科数量占据绝对优势。据考据,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2%,北方诸路仅466人,占总数的4.8%。

明朝“南北榜”案

明朝开国后也面临与北宋同样的难题。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榜”案。

这年会试,朝廷的主考官刘三吾录取了52名进士,全是南方人。举行殿试时,来自闽县(今福建闽侯)的陈安成为状元。放榜之后,北方举子顿时炸了锅,纷纷指责湖南人刘三吾偏袒南方人。

其实,明初刚刚从元末大乱中恢复过来,北方诸省遭受战乱成了文化荒漠,根本无法与南方相提并论,成绩差是正常的。刘三吾并没有什么袒护之举。只不过会试全部选南方人有点凑巧,刘三吾的政治敏锐性可能也确实差了点,故而闹得不可收拾。朱元璋两度严查,虽然查实刘三吾没有枉法之举,但仍然听信北方举人的诬告,流放刘三吾,并重新阅卷取进士。最终朱元璋选定61个北方人为进士,状元桂冠也被北方人摘走,当年的南方举子全部吞蛋。朱元璋的做法无疑过于偏激,他死后继任的几位皇帝并没有沿用,此后25年间进行了9榜考试,仍然是凭分数定高低,9年间选取的进士,南方每省平均达270名,北方则只有每省45名,南方是北方的6倍。这么做显然不合适,长久持续下去,政界全是南方人,北方人被屏于政权之外,这无疑是极为危险的,大明帝国很有可能被撕裂。明仁宗、宣宗两代,经过反复权衡,终于确定了南北卷制度。

所谓的南北卷,就是按区域分配名额。进士的名额按南北方分两部分,不管南方人成绩比北方高多少,都按南方人60%、北方40%的比例选取。虽然从数字上看南方人仍然有优势,但一边倒的局面大为改观,极大缓解了地域矛盾。后来实行过程中,朝廷发现有些省份不好界定到底是南还是北,于是又添加了中卷,比例改为南方55%、北方35%、中部10%。所谓的南方省份包括苏、浙、闽、赣、两湖、广东,北方省份包括冀、鲁、豫、陕、晋等,中部包括川、滇、黔、桂及皖省部分地区。

清朝的“摊煎饼”政策

入关后,清朝科举全盘继承明朝制度,最初仍采取南北卷制度。但随着行政疆域划分逐渐明晰,南北卷中的弊端又逐渐显现出来。第一是各省人口不均。南北卷从地域上说虽然公平了一些,但各省之间人口多寡不一,比如川省人口众多,而黔、桂二省人口稀少,按同样的比例选取进士,仍然对有些省份不公平。第二是南北区域内部竞争问题。南北中三区分配后,每个大区域内不再进行细分,哪个省教育水平高,就可以多中进士。南方各省中,苏浙两省文风最盛,教育水平非常高,考中者非常多,而湖广诸省则远远落后。基于这些问题,清朝废除了南北卷制度,改为按各省人口总数确定比例。除此之外,清朝还引入了民族配额,满、蒙两族单独放榜,不与汉人的科考重合。后来随着统治的稳固,行政控制更加深入细化,清朝不光分配会试名额,在乡试(各省选举人考试)和院试(各地选秀才的考试)两级,也引入了名额分配做法,把科考的雨露尽可能广泛地洒到每个学子头上。

清朝的这种“摊煎饼”政策在各地引发的效果各不一样。对苏浙闽赣等省来说,由于人口多,教育水平普遍高,竞争更加激烈。对边远省份来说,有条件学习的士子本来就少,录取比例实际上提高了,这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而从全国来看,这无疑使国家统一更加巩固、民心更加稳定。虽然牺牲了个别地区的利益,但总归无伤大局。然而即使朝廷有各种限制,推出各种“摊煎饼”政策,教育水平高的省份,在进士数量上仍然处于超然地位。清朝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200余年间,共擢选进士26849人,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江苏(2933)、浙江(2803)、河北(2707)、山东(2249)、江西(1886)、河南(1694)、山西(1421)、福建(1401)、湖北(1230)、安徽(1191)。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各省份人才数量,苏浙两省人口并不多于山东、河南,但进士数量远远超过后两者。苏、浙两省遥遥领先,其余诸省根本无法比拟,真可谓学霸省份。若比拼尖子数量更是令人咋舌,清朝共114位状元,仅江苏苏州一地就出了26位状元,占全国五分之一还多。江苏浙江领先全国,并非这两省人天生就比别省的聪明。究其原因,还在于江南文化传统十分深厚,明清近六百年间,许多著名的文化现象、文化流派,都酝酿于此、壮大于此。

科举史上关于量才录取与按人口比例录取的争论,越到后来越是后者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分比例取士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规律。时至今日,古人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先进思想,也被现代高考参考和采纳,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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