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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风范
“当代民法史活化石”
发布时间:2020-07-20 

随着新中国首部民法典出台,目前唯一健在的参加了我国前三次民法典起草的专家组成员,已经98岁的法学家金平再次走入人们视野。

“我的这一生,从大别山一个贫苦的放牛娃,到有机会上学改变命运,再到与民法结缘,三次参加民法典起草,再到一辈子教书育人,仿佛就是在给新中国法律发展史做注——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中国以法治,也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产生民法典。”

从放牛娃到法学家

1922年,金平出生于安徽金寨县山区一个贫困农家。那个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家里太穷了,母亲生了十几个小孩,养活的只有我们兄弟4个。”儿时的贫困让金平至今记忆犹新。四五岁时,他就要帮家里放牛干活。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29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在金寨发动“立夏节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政权,乡里成立了苏维埃小学,地主家的孩子不收,只收普通农户的娃,金平迎来了上学的机会。后来,随着抗日战争中安徽省政府搬迁到金寨,各类文教机构也随之而来。一时间,小小金寨聚集了七八所中学,其中一所就在金平所在的村子附近。

1945年,他读完高中,考上了成立于抗战中的安徽学院。当时,这是整个安徽省唯一的高等学校。不久,因战争停办的国立安徽大学复校,金平转入安大法律系,从此结缘法律70余载。

谈到选择学法的原因,他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管理下的社会混乱,没有一点儿依法办事的观念,人民受的压迫太厉害,学了法律可以让老百姓少受点压迫。

1949年,安徽解放。从小接受红色教育的金平报名参军,经过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暂学习后,被分配到刚刚解放的云南曲靖,担任粮库副主任,后到司法科工作。曲靖人民法院成立时,他又被任命为副院长。

1953年5月,金平被选派到中央政法干校进修,成为新中国首批政法人才。经过一年多的进修学习,组织上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西南政法学院担任法学教员。

三次进京参与民法典起草

1954年底,刚刚走上讲台不久的金平接到通知,要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报到,参加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当时我只有32岁,是所有参与起草工作的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金平回忆道,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弄明白,全国人大为什么会选他这样一名年轻教师参与立法。直到多年后,经历了三次立法实践,深切领悟到民法典颁布之难的他,才有了一些较深的理解,“一方面当时中国缺乏法律人才,给了我这个小年轻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新中国的立法领导者有深意,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立法之不易,提前布局,形成梯队,为未来立法工作培养人才。”

就这样,年轻的金平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按照“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三条立法原则,起草组做了大量调研。其中,总则编书面征询了31个单位的意见,所有权编汇总了58家单位的意见。为起草继承法,起草人员还在河北、上海等近十个省市的基层进行了民事习惯调查。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1956年12月,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征求意见稿成形,计四编433条。然而,正当工作组四处征求意见时,“反右”运动开始了,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就此搁置。

1962年,经济建设开始复苏,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又被提上议程。

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新的工作班子,金平再次受邀北上,继续从事民法起草工作。

“1964年下半年完成了民法草案试拟稿,并铅印成册,该草案共三编24章262条。1965年2月,我从北京回到重庆的家里过春节,并准备节后出去做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然而,时近‘文化大革命’,起草工作又一次中断。”

1979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金平又一次受邀到北京参加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并担任所有权分组的负责人。

“经过10个月的辛勤工作,1980年8月,大家草拟出了一个民法草案‘试拟稿’,并开始向部分经济单位和政法部门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包括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劳动报酬和奖励、损害责任、财产继承共六编,计501条。后来我们又修改了三次,到1982年5月形成了第四稿。”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生活都处在急剧变动中,民法典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复杂,最终中央决定以“改批发为零售”的思路,采取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的办法,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一个民法大纲。这就是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次民法典的编纂也随之再次搁置。

至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搁置,曾经而立之年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已成为年逾花甲的老者。“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产生民法典”

回看这三次立法活动,虽然可惜,但并不是没有收获,金老说。“真理会越辩越明,法学体系的成熟还需要实践的积累,三次立法活动以法的视角证实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为我国的民事立法积累了理论基础,培养了人才。”民法典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再到后来的第四次,学者们在不少问题上的讨论非常激烈,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社会上不同思想的交锋。

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事立法活动波动的影响,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曾一直困扰着民法学界。在那时,“公民说”(“小民法说”)、“两个一定说”(即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商品经济关系说”“财产流转说”纷纷登场。直到金平参加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时,理论界才提出民法应当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即“平等说”。

1986年,金平撰写了长篇论文《论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从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情、价值规律的作用等角度,系统而有力地阐明了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也就是公民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重要观点。“平等说”的提出,在新中国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回顾整个新中国有关民法典的立法活动,金老说,制定颁布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法典,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最主要的包括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法学实践有了相当丰厚的积淀。“前三次之所以失败,就是缺失这样那样的关键条件。反过来说,中国只有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才具备了民法典颁布的所有必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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