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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八佰》幕后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0-10-12 

为何死守一个仓库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八佰》,取材于1937年淞沪战役时发生于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很多观众会有一个疑问:国军为何死守一个仓库大楼?电影中交待是国民政府为了“政治摆拍”。但懂军事的观众会说,政治摆拍不一定非得选仓库大楼,这不符合军事原理,因为残酷的现代化战争,大楼是巷战死地,死守大楼违反了军事常识。

淞沪战役中,蒋介石原本命令第88师死守闸北,为全线撤退的40万大军断后,并向租界内的全球媒体展现中国抗战到底的牺牲意志。师长孙元良据理力争指出,第88师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招募的新兵大多是乡村警察,甚至连步枪装退子弹都不熟练,若按照委员长的命令执行,新兵可能会陷入混乱,在全球媒体镜头前“被敌军任意屠杀”,丢尽中国军人的颜面。如果缩小死守规模,反而能达到宣传效果。得到蒋的许可后,孙元良选定外观坚固的四行仓库,配置了一营兵力死守。他认为,这个“非典型阵地”在老兵看来虽不堪一击,却易于控制新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负责留守指挥的团长谢晋元第一次对全营训话时振臂高呼:“四行仓库是我们孤军的坟墓!”话虽豪壮,但当日军第一次进攻降临时,慌乱的新兵难以压抑求生欲望,豪言死守的保卫战眼看要作鸟兽散。但新兵全部集中在仓库里,想逃也逃不走,混乱只是在内部,租界的外国人看不见这个笑柄。围困在仓库大楼的新兵无路可逃,如果不愿做冤死的孤魂,唯有慷慨战死,在全球媒体前展现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或可留名青史。所以,孙元良指定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目的就是便于谢晋元掌控部队,避免一触即垮。

歪打正着的完美宣传战

四行仓库一如孙元良期望,让新兵在绝望的环境中冷静下来,等待为国牺牲。仓库保卫战坚持了整整四天四夜,这里面固然有国军殊死拼搏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在电影《八佰》中也有交待:仓库东面与南面紧贴租界,200米外又有两个巨型煤气储存槽,日军不敢贸然发动空袭。但四行仓库难以攻取的另外一个主因,则是日军的表现实在太糟糕了。主攻四行仓库的日军,是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第10大队。海军陆战队平时担任基地警戒,缺乏陆战经验,战力远不如陆军,在不能空袭的情况下,又不擅长炮击,迟迟不敢开重炮,攻坚一筹莫展。上海广大市民得知“八百壮士”在顽强抵抗的消息后,自发组织抗敌后援队给“八百壮士”运去了大量的物资和枪械,这也增强了国军的战斗力。而国军战士陈树生舍身炸日兵和谢晋元一枪击毙200米开外日兵等感人的画面,更燃起全球媒体同情中国的舆论热潮。拖到第四天深夜11时,恼羞成怒的日本海军第10大队终于用步兵炮与迫击炮猛烈射击四行仓库。四行仓库的守军歪打正着,打赢了宣传战,也就不必非得战死在四行仓库了。就在这个深夜,第1营接到撤退命令。

“八百壮士”从此成为抗日战争的精神碉堡,四行仓库孤军奋战的英雄们则成为媒体焦点,无数访问与演讲产生了巨大号召力。最形象的宣传还是拍电影,1938年,香港片商火速拍成《八百壮士》,成为抗战年代最经典的宣传片。1975年,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公司”拍摄《八百壮士》,影片成为台湾最受欢迎的战争巨片。

“八百壮士”的结局

“八百壮士”撤退至苏州河南岸的英租界,此时已经不足300人。英国方面为了不得罪日本人,立刻收缴了他们的枪械,将他们软禁在上海胶州路一带的难民区,“八百壮士”成为一支孤军。谢晋元领导残余孤军在艰苦环境里继续训练,他们的表现点燃了国民的抗日士气。上海沦陷后,市民们有一件必做的事,就是去看望孤军。有好吃的给孤军送去,有高兴的事要让孤军分享。当然,更多的人因为痛苦和迷茫到孤军营来找答案。

1941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企图劝降谢晋元,并许诺了伪陆军总司令这样的高官。谢晋元不为所动,把来劝降的陈公博骂了个狗血喷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照例带兵出早操,被汪伪收买的四个叛徒用匕首和铁锹突然袭击,随后不治身亡,年仅37岁。5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追晋谢晋元为陆军少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孤军营中剩余的中国军人被俘。随后,他们被分别押往浙江、杭州、南京,甚至新几内亚等地做苦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八百壮士”幸存下来的只剩百余人。

对于被国军当作炮灰,继而又被抛弃的“八百壮士”来说,国民政府促成了他们的悲剧。但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确激起了国人的抗日精神,从而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献旗女童杨惠敏

电影《八佰》中,有这样一个感人情节:苏州河对岸租界里的童子军杨惠敏,把一面民国旗子绑在身上,在战争第二天的夜晚偷偷泅渡苏州河,冒着被狙击的危险将旗子送给谢晋元,杨惠敏由此成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1938年3月19日武汉出版的《大侠魂》中,刊登了《杨惠敏自述》一文。在文章中,杨惠敏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那是10月27日的早晨……我在垃圾桥看到四行仓库的周围插满了太阳旗,我当时一方面说不出来的气,一方面又想到假若有一面国旗……那是何等庄严灿烂的事情啊!因此我就跑到市政府报告张秘书,请为制大号国旗一面,送交四行仓库我军应用。”在这个自述中表明,献旗是杨惠敏自己看到周围景象之后,主动做出的选择。而据考证,杨惠敏献旗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接受上海市商会安排的任务。1937年10月29日的《申报》这样报道:“自经上海市商会于昨日下午4时,设法由41号女童军献呈青天白日国旗一面后,即于六时许将送往之旗高升仓库顶上。”而上海商会送旗是应88师师部之请送的,谢晋元曾致电上海商会会长,希望能提供一批战时物资和一面旗子,以作为鼓舞士气之用。

电影中的“泅渡”苏州河,取材于当时的传说。对于“泅渡”送旗,著名报人、时任战地记者的曹聚仁曾予以辟谣。他说,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畔,西、北两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26日深夜,谢晋元部队进入四行仓库大楼,连夜构筑工事,用麻袋把所有窗户堵死,留了一个通向租界的口子,渡河送旗完全没必要。对如何送旗进入租界,曹聚仁说自己是亲历者:“二十七日清晨……谢团长受了命令和陈参谋长回到仓库去,杨惠敏这位十七岁女童军,带了一面国旗,和我这个小记者一同乘了汽车,过了桥,从那家杂货店后壁爬了过去,便到了仓库和孤军相见。杨小姐献了那面鼓舞人心的国旗,陈参谋长视察了防务,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

显然,杨惠敏的故事是因为战时宣传需要,进行了一些夸张的炒作,这才使得她能以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为名,出洋宣传并引发旋风,还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无论如何,当时年仅十几岁的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将象征国家荣誉的旗子交到四行仓库的守军手中,这称得上是名垂史册的历史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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